首批光伏组件退役潮临近，如何让光伏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一公里也做到绿色?在日前举办的Asiasolar第十七届亚洲光伏创新展览会暨合作论坛期间，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光伏专委会秘书长吕芳接受贝壳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整个光伏行业组件的退役时间点会来得比我们想象得更早，退役高峰比我们想象得更大。“我们目前硬实力硬技术已经基本准备好了，但一个行业及市场成长发展所需要的软环境还差一些。”吕芳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她表示，随着工信部、科技部等及时介入，预计行业成长所需要的配套政策与规范等在接下来一两年会得到完善。

　　光伏组件退役时点或更早到来

　　贝壳财经：我们关注到，随着首批光伏组件退役期临近，组件回收问题日渐引发关注。在你看来，组件回收这项工作有何迫切性，预计市场规模将有多大?

       吕芳：中国是光伏的制造与应用大国，回收是光伏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公里，这是我国光伏产业必然要面临的问题。谈回收，就需要回顾我国光伏的安装历程。我国的光伏电池首次成功应用是在1971年，应用于我国第二颗人造卫星(实践1号)上。此后我国光伏电池应用从空间到地面，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在无电力地区采用离网的村落式光伏电站解决电力问题，兴建时间持续到了21世纪初。其后我国光伏并网电站建设启动，光伏电站与高压、低压的并网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分别在西藏羊八井与深圳完成。

　　应该说最早这批光伏电站已经逐渐临近退役，再加上早期金太阳示范工程等规模化项目存在技改要求，因此我国整个光伏行业组件的退役时间点会来得比我们想象得更早，退役高峰比我们想象得更大，而要摸清这些关键数据，就需要摸清我们的光伏“家底”。我们经常说任何方法都是为了解决“5个W”——做什么，为什么，谁来做，何地做，何时做。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回答组件回收的“5个W”。

　　直至目前，行业对于光伏组件退役规模的估算，几乎都基于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提出的三个时间点——2030年150万吨，2040年700万吨，2050年2000万吨。但在我们团队看来，这些数据有待更新，我们预计会在今年给出报告，向行业展示我们自己的研究数据。

　　贝壳财经：光伏组件具体是如何进行回收的?

       吕芳：我一般喜欢用一本小说的名字来和大家科普组件回收的方法，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海水”指回收过程中没有高温参与的物理法，“火焰”指进行热分解的化学法，这是两种主要的回收技术路线。物理法首先拆除组件边框与接线盒，然后用热刀将玻璃从层压件中剥离，剩余的部分采用机械装置进行破碎、研磨、分选后，可得到高分子材料、硅、银、铜等，这些物质都可以进入再循环被充分利用。化学法同样首先拆除边框与接线盒，接着进入窑炉进行高温热解，EVA胶膜在高温条件下充分分解后，可完整分离出光伏玻璃与电池片，后者再经化学处理提取银、铝等元素。这两种技术路线，我们目前水平可以做到质量回收率92%以上，硅、银、铜等重要元素回收率94%以上，这两项指标在国际基本处于领先地位。

　　难点何在：硬技术已就绪，政策、规范等软环境待就位

　　贝壳财经：在您看来，目前我国光伏组件回收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吕芳：我认为我们目前硬实力硬技术已经基本准备好了，但一个行业及市场成长发展所需要的软环境还差一些。

　　所谓硬技术就是我们已经介绍的光伏组件回收技术，我们相应的工艺、装备都已经有所准备了，乃至成套示范线，位于河北保定的物理法成套示范线与位于江西上饶的化学法成套示范线作为“十三五”成果已于去年完成验收。

　　目前光伏组件回收行业面临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行业需要的软环境——相应的配套政策与规范尚不完善，以及对于整个行业的监管尚未形成。

　　例如谁来做——回收主体这个问题。我国已在电器电子产品、汽车产品等领域试点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是引导产品生产者承担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和资源化利用责任。但目前在光伏组件回收领域，回收主体尚未明确。目前工信部正在牵头推进这项工作。

　　另外生态环境部也在推动一些基础配套的相关工作。去年2月印发的《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明确废旧光伏组件、风电叶片等属于新兴固废，固废由生态环境部统一按编号分类管理，编号就相当于各类固废的“身份证”，目前风电叶片是有“身份证”的，但废旧光伏组件还没有。

　　我们不能等到这个行业真的发展到了无序的阶段再进行管理。工信部的介入，我认为还是恰逢其时的，包括去年11月发布的《2022年度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研究项目公示》，其中就提到了光伏玻璃、胶膜、边框、背板、电池、硅片的生产生命周期评价技术规范项目。

　　其实光伏组件回收行业是有其他行业可以作为参考的，例如新能源动力电池回收，以及家用电子电器回收，这两个行业的发展领先光伏组件回收大概在8到10年，他们所走过的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中出现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警惕并避免的。

　　我想在各部门的推动下，光伏组件回收这个行业所需要的软环境在接下来一两年会得到完善。

　　贝壳财经：我们关注到，您曾参与了工信部制定并发布的首个光伏绿色供应链标准。光伏产业的绿色供应链标准具体有哪些评价指标?

　　吕芳：所谓绿色供应链，是指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从原材料、设计、制造、运输、仓储到营销、应用、退役全链条的每个环节，对涉及每个环节的参与者——包括原材料供应商、销售商、制造商、运输商、使用者等，都要求做到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社会环境成本最低。

　　此前光伏行业是没有自己专门的绿色供应链体系的，通常会借用工业体系下通用版本的绿色供应链体系，直到《光伏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规范》这一团体标准发布。我也参与了这项标准的制定，虽然说这项标准的内容还是较为简单的，但至少完成了从无到有这一步，从之前的工业通则细化到了行业通则。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量化，《规范》提出了绿色供应链的概念与要求，但尚未将这些要求量化。通过降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实际上是一道算术题，定性不够，需要定量才能完成。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是将绿色供应链整体的指标数字化，并与减碳的量化指标结合起来，完成碳家底排查，计算降碳空间，全产业链带动降碳，从浅绿到深绿，我想这才是科学的绿。

　　贝壳财经：光伏的产业链长且复杂，在您看来，目前整个产业链中降碳空间最大的环节在哪，有哪些方法可让产业链更为绿色?

　　吕芳：从降碳的角度看，光伏产业链的特点在于上游各方面的能耗还是比较大的，产业链越往后能耗的强度越小，从硅料到硅棒、硅片，再到电池、组件，实际上各环节下来能耗是递减的，碳足迹也相应是递减的。

　　在我看来，产业链降碳的重点在上游，我们也看到上游这些企业基本都会将产能布局在内蒙古、新疆、云南这些有着丰富水电、光电资源的地区，有助于地区本身新能源发电的消纳，做到了“solar for solar(太阳能光伏发电制造太阳能光伏产品)”。

新闻来源：新京报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朱玥怡